2020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让整个社会经历了“突然暂停”和“缓慢重启”的艰难过程。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，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。

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、《城乡规划》杂志社、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、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推出系列访谈节目“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”，访谈嘉宾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、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等多名专家学者，话题将深度聚焦“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划应对体系”，“建设具有抵御力的韧性城市”等核心议题。

本期特邀专家：朱介鸣

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

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新型城镇化

和城乡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

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

采访完整视频：朱介鸣教授谈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和未来_腾讯视频

采访正文

提问：您认为此次疫情对国土空间规划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？

朱介鸣：作为规划师我们常常被问到以下问题：这次的新冠疫情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会有什么影响？我们作为城市规划师应该有什么作为？

答案是一定会有的，实际上城市规划就是因公共卫生问题而诞生的。

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很多大城市，城市密度提高以后，就会出现一些公共卫生问题，比如曾经困扰英国的“瘴气”。

当城市密度提高后，垃圾没有及时处理，再加上空气流通不畅，就会出现一种“瘴气”，“瘴气”会引发病菌和病毒的滋生，导致流行病的出现。

对英国影响较大的有两大公共卫生事件：

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890年代后期，当时正值英国和南非布尔人开战。英国在本土征兵时发现城市中的士兵身体检测均不合格，只能转而去乡村征兵，这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。

第二个事件是伦敦霍乱，这是个很著名的事件。当时伦敦出现了大量的霍乱，且不知道引发霍乱的原始病毒在哪里。有一位医生发现，很多病人都是因为喝了水泵中的水才被感染的，他认为水污染是此次霍乱流行的原因。

后期，经过二三十年的医学研究，才证明这个病毒确实是由水污染传播的。随后，伦敦就开始建造大量的地下排水管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城市规划反应。

工业革命以后，城市健康出现问题，规划工作者们提出了城市要加强通风，因此有了房屋间距、日照的规范。同时，城市里开始规划公园、空地、林荫大道，均是为了加强城市通风，使“瘴气”不易产生，这些举措的效果很显著，使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。

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城市规划规范，大多数来源于工业革命后发生的一些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塑造，以及对一些城市规划举措的深远影响。

提及此次疫情，不可避免要说到“城市密度”和“疫情传播”的关系。

美国发病率很高，但是高发病率大多集中在大城市，如芝加哥、纽约、洛杉矶、波士顿等地区。城市密度高会助长病毒的传播，目前许多美国要求复工、要求解除封闭，声称他们当地发病率较低的居民大多数来自于郊区或农村。

所以此次新冠病毒发病率肯定与城市密度成正相关关系。

但此处需要强调一点，高密度固然会助长病毒的传播，但是高密度不一定会引起高感染率。

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东亚城市的数据：

“越南是一个密度很高的国家，但是目前越南全国的病例约270余个；香港也是一个极高密度的城市，区域病例约1000多个；台湾同样是高密度区域，全区病例约400多个，台湾地区人口与澳大利亚人口相差无几，大概约 2300万人，但澳大利亚地广人稀，病例却突破了8000例。

”

这几个案例说明：高密度不一定会引起高的感染率，城市密度是导致病毒传播的一个因素，但不是绝对因素。

我们的结论是，传染病的流行和城市管理、管制有相当大的关联。

为什么在此次防疫中，东亚做的比欧洲好？

因为东亚有过一次SARS的经历，以前经历过，对于此次应该怎样防止病毒传播会有一定的经验。

接下来，我想谈一谈此次新加坡的案例，因为它存在一些特殊性。

新加坡的第一个病例是一名武汉游客，2月初，该名游客至新加坡旅行且发病，在新加坡引起了小范围的传播。

直到2月中下旬，新加坡整个国家的病例约60例。新加坡政府觉得此次新冠病毒就像一个普通流感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后来，随着欧美疫情扩散，新加坡在欧美的很多访问学生及侨民受到了影响，他们觉得待在欧美很不安全，得到许可后逐渐回到了新加坡。

这是第二波病例输入，新加坡采取了常规的控制方法，即如果没有发热则回家隔离两周。但那时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无症状感染者，回家即开始了病毒传播。因此，新加坡没防住第二波病例输入。

结果就是，新加坡现在有超过2万个病例，在亚洲，除了中国，新加坡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。

新加坡肯定是一个高密度国家，居住区容积率3.5是普遍现象，我甚至还看到一个容积率是7的居住地块。

像亚洲大部分的大城市一样，新加坡人口由两部分组成：一部分是本地人，一部分是外国劳工。

新加坡本地人大概有400万，外国劳工大概有32万。但在感染的2万病例中，外国劳工占比近90%。

为什么外国劳工患病率、感染率那么高？

在同一个国家，防疫措施是一样的。唯一的差别是外国劳工的居住条件和本地人的居住条件是不同的。

虽然都是高密度，但外国劳工住在集体宿舍里。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，新加坡的外国劳工集体宿舍，一个房间大概要住12至20个人，厨房、卫生间是共用的，大概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。

差别就在这里，居住条件差反映出密度高、空间狭小的问题，此处就成为了一个规划问题。

以前，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公共卫生问题，城市开始控制密度，体现在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上。到今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通的控规指标了。

新加坡的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都是类似的，但是外国劳工的人均居住面积很小，新加坡本地人的人均居住面积相对适宜，每家都匹配有一套厨卫设施。

这对我们的启示是，以后的控规可能要增加一个指标，叫居住人口密度，或居住户数密度，这个密度反映人均居住面积。

人均居住面积不能太小，即我们所说的要保持社交距离。如果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米的间距，则个人空间大概需要4个平方米，以保证相对安全。

以前，这个指标好像没人说起过，人均居住密度还是相当重要的。从新加坡新冠病毒流传事例来看，外国劳工受影响最大，明显在于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够。

实际上，对于保证人均居住面积，以前也是有过一些措施的。比如说针对群租现象，政府需要管制。但是针对此事，存在一些社会舆论，群租房因租金少，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，有人认为不应该过多干涉。

然而，如果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上来看，群租房确实有可能置人们于危险之中。

上海市区有很多老旧里弄，人均居住面积不高；广东的城中村也普遍通风条件不好。以前，我们讨论低收入居民的住房，从他们的经济条件、收入水平来考虑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。但是，如今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思考维度，即“公共卫生”。

新冠病毒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是：公共卫生不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，更是一个很实在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会对规划提出要求。

但是，有一个加拿大学者Richard Florida，他曾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对城市空间并没什么影响。他提到疫情对城市空间没有影响，或许是因为已经针对可能影响城市空间的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即日照间距、房屋距离、公共空间都已经到位了。中国也传承了这些规划的措施。

此次疫情对人均居住面积提出了新要求，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以后规划领域需要考量的重点。

提问：节目最后，想请您对广大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，您最想对大家说一句什么？

朱介鸣：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很少，我们要与它共存，这对我们的生活会提出很大的挑战，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城市空间，具体怎么影响，目前还不清晰。

在疫情当中，往往是低收入居民受影响比较大。

如果以前不考虑公共卫生，城中村是可以存在的居住形式。但如果把公共卫生考虑进去，那么我们应当把公共卫生放在第一位，确保人们的居住条件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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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“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”官网：朱介鸣：居住人口密度应成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考量因素 - 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_国土空间规划_智慧城市_依托复旦多学科优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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