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校教师聘用制，又称聘期制、聘任制。2000年，中组部、人事部、教育部联合发布《关于深化高等院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将聘用制推向实践，成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。
2018年12月，一则关于“武汉大学首个聘期结束，淘汰率达97%”的消息传出，武大人事部不得不公布具体数据作为回应。尽管与前述传闻数字出入较大，但淘汰率仍超九成。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其中涉及的教师、评审、武大人事部和专家，试图梳理其中的改革逻辑和争议原因。
从高考考上武大至今，18个年头过去了，本打算“一直在武大干下去”的何宏伟，最近一直自嘲为“临时工”。
武大是何宏伟的母校，他在这里从本科念到博士，之后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，回到母校任教。任教3年后，又不得不离开。
何宏伟是武大首批聘期制教师之一。2015年初，武汉大学启动一系列人事改革，其中一项就是新进教师聘期制，对新招聘的教师采取合约聘用管理，要求在聘期内晋升为副教授才能转入固定事业编制，否则终止合约，不再续聘。
这项改革被称为“非升即走”，打破了高校教职的“铁饭碗”。类似改革举措自上世纪在清华大学发端，逐步被多家高校效仿。而这一制度也在实施过程中，经历了不断的争议和自我修正。
2018年9月，武大有69位聘期制教师首个聘期结束，校方统一组织了转编评审，42人仅有4人过关。
未能通过评审的教师面临尴尬，他们指责校方未信守契约，“如果一开始就告知有这么高的淘汰率，也不敢来”。
高淘汰率背后，是校方希望短期内提高人才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诉求。
主导这项改革的武汉大学人事部则表示，此举是为“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”。人事部副部长边金鸾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，“现在国家对高校的要求和定位越来越高了，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，我们的目标要和我们的定位相匹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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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编评审淘汰率超九成
对彼时刚回国的何宏伟来说，“非升即走”并不陌生，美国高校早已普遍采用这一制度，当时的他认为自己“没问题”。
武大此项制度设计起于2015年，当年3月，武大宣布实行聘期制教师制度，按照“3年＋3年”两个聘期的合约聘用新进教师。
文件规定，聘期制教师的首个聘期纳入博士后管理，与学校签订聘用协议，薪酬待遇标准由学校制定，经费由学校承担；首个聘期未能转入事业编制的，可继续做第二站博士后，也可以自聘教师方式，签订非事业编制聘用合同，合同期限为3年，薪酬待遇标准由学院制定，学校给予一定补贴。
在这份文件中，武大这样表明改革初衷：“通过聘期制建设，扩大教师选聘范围，吸引并培养优秀人才，优化学校师资结构；推动新选聘教师尽快脱颖而出，提高优秀成果产出率；建立一套‘能进能出’的教师聘用、晋升、流转机制。”
武大并非聘期制的先行者。“改革往往是被同批次高校发展趋势带动的。”武大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层干部表示。
对于改革背景，武大人事部副部长边金鸾解释为“顺应历史潮流”，她反复强调了武汉大学面临的竞争压力，“很多高校已经走在前面，我们现在是追赶”。
边金鸾称，上述文件出台后，除了少部分有“人才帽子”的青年学者在被引进时可以直接获得固定编制外，所有新进校教师全部采用聘期制，接受“非升即走”的考验。
3年过后，首个聘期大限已到。边金鸾介绍，在人事部组织下，首次转固定教职评审工作于2018年7月启动，并在9月进行了集中投票评审。
评审结束后，淘汰率的数字却将武大聘期制引入公共视野。2018年12月，在网络论坛上，多名自称武大聘期制教师的用户将此事公开，称转编淘汰率高达97%。
这迫使武汉大学公布具体数据，边金鸾说，“负面消息影响太大，不得不回应”。武大人事部提供的数据显示，自2015年启动选聘工作至今，共选留聘期制教师112人。按照“3+3”聘期管理，至2018年底，有69人结束首个聘期。
在2018年9月组织的首批转编评审中，有42位聘期制教师和其他6位博士后申报转编，最终共有6人被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。
评审结束后的2018年9月30日，武大人事部曾公示这6名转编人选，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发现，其中有4人为来自各学院的聘期制教师，其他2人为来自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仅考虑聘期制教师，用申报的42人和成功转编的4人进行数据比较，淘汰率超过九成。
何宏伟称网络流传的“97%淘汰率”说法最初源于他，评审结束后，他在微信群中算出了这一比例。校方公布具体数字后，他承认此前算法有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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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评审权不再下放院系
“聘期内达到设岗单位副教授学术水平，可申请纳入事业编制。”多位聘期制教师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聘用合同，合同约定中这样表述转编条件。
孟杨是2015年加入武大某工科学院的聘期制教师，他指出，在招聘签约时，主要对接的是学院而非人事部，学院领导对合同内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“院长当时还向我出具了学院参评副教授的标准”，意指达到副教授的标准就能转编。
签约时，孟杨还观察了学院在岗副教授的学术成果，评估“达到那个水平并不难”。
等到评审结束，这些聘期制教师重新翻出合同，发现条款表意模糊，并未对转编设置具体标准。孟杨认为，达到副教授水平有应然和实然之分，学校和学院对晋升副教授均设置了最低标准，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。“我们大多数人都达到了那个标准”，但达到标准并不意味着必然能晋升副教授。
此次转编评审的高淘汰率，和武大2017年调整职称评审方式密切相关。
刘丰是武大某文科院系的领导，他参加了2018年9月聘期制教师转编评审的投票。他所在的人文学科组，共有10人申报转编，刘丰称，这10人都达到了晋升副教授的基本要求。
在刘丰的回忆里，参加投票的专家评委都是临时接到通知，通知时也未被告知具体事由。在评审现场，人事部向专家介绍评审规则，不许院系领导帮教师作介绍，投票只能投一轮。在人文学科组，人事部给了4个转编指标，每位专家可以投4票。
不过，除了名额竞争外，评审还要求，参选人得票数须达到评委人数三分之二以上，才能通过考核。正因为有票数要求，人文学科组最终仅有一人通过评审获得编制。刘丰惋惜，还有一人距三分之二仅差一票。
在此之前，武汉大学将教授、副教授的评审权长期下放到院系。由学校给各院系安排名额指标，院系内部就能完成评审。
2017年底，原有的职称评审方式进行了调整，不再由院系负责，改由各学院推出人选，综合到学部进行竞争。武大按学科划分了6个学部，分别是人文科学学部、社会科学学部、理学部、工学部、信息学部和医学部。
刘丰打了个比方，假设文学院和哲学学院分别有一个和两个升副教授的编制，之前是学院各自评审选出人选。职称评审方式改革后，按给予的编制比例，文学院可推选两个人，哲学学院可推选四个人，六人一起到学部竞争这三个名额。“这样的话，文学院可能一个人都评不上。”
职称评审权从学院提高到学部后，票数要求也对应了更严格的规定。边金鸾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份武大2012年印发的人事文件，该文件要求在院系的职称评审需要超过二分之一的得票，在学校层面的评审则要达到三分之二。
2018年4月，武汉大学进行了一次晋升教授、副教授的职称评审，首次采用了这一机制。由于票数要求，通过的人比往年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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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成简单的论文数量比较？
职称评审方式的调整在武大校内引发不小争议。
孟杨解释，不同学院的老师一起竞争，有些评委并不清楚其他专业学术成果的价值，容易变成简单的论文数量比较，而一些校内强势学科，发表科研成果的难度相对较低，容易挤掉其他学院的候选人。孟杨还发现了个别极端情况，有的学院领导会运用“田忌赛马”式的投票技巧。
刘丰则对这项调整整体持肯定的观点，“评审权在学院的话，容易搞关系‘近亲繁殖’，本校培养出来的人占比很大”。
“之前评审副教授和教授时，只要学院分到编制，参选人达到基本参评条件就可以上，”刘丰介绍，“如果参选人多了的话，也不是说谁的科研能力最强就选谁，还要看资历，会有论资排辈的情况。”评审权收到学部后，学院担心名额被其他学院抢走，则会推选实力最强的人。
边金鸾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这一变化并非武大自主进行的改革，而是根据2017年教育部、人社部联合下发的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，要求“高校副教授、教授评审权不应下放至院（系）一级”，从而进行了相应调整。源于此，有教师会认为学校政策随意更改。
实际上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，边金鸾提到的这份文件，反而是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而进行简政放权的一份文件，在评审权下放到学校的同时，要求不能下放到院系。在之前，除了部分重点高校外，多数高校没有职称评审的自主权，职称晋升需要政府行政部门进行评审。
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目前国内的重点高校中，大部分仍将职称评审权放在院系，只是最终要上报到学校审批通过。
对此，边金鸾回应称，这取决于学术共同体是否自律。
实际上，首批聘期制教师中有部分提前转编的。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武大人事部官网截图显示，2017年12月，人事部曾公示4位聘期制教师转编，分别是水利水电学院的曾文治、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蒋永华、电子信息学院的姜春华和石润。目前，这份公示在武大人事部官网上已查找不到。
当时这4位教师的首个聘期还未到期，武大人事部称，4人是经二级单位考核申报、学校人力资源委员会专家组评审从而确定转编的。公示信息显示，4人均在武大从本科读到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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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只要最优秀的人”
“如果学校给的指标能全部选上，淘汰率算是正常的。”刘丰认为，评审只是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，因为是第一次转编评审投票，评委们操作上不太熟练。
边金鸾却表示，此次转编考核的通过率和预想中差不多。“我们肯定要多放点指标，才能选出合适的人，但多放指标的情况下，专家的共识度也没那么高。”
边金鸾否认了外界提出武汉大学存在编制紧张的怀疑，称放出的编制数可由人事部自己掌握，“部属高校的编制教育部不太管，几乎所有部属高校都是超编运行，经费按学生数量拨款”。
在考核前，孟杨放下手中的科研项目，开始准备材料，当时院领导对他说，“以你的水平升副教授没问题”。孟杨的工作业绩表显示，他已发表了学科内SCI论文12篇，其中有9篇发表在学科内顶级SCI学术期刊上。（注：SCI指《科学引文索引》，是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）
根据武大人事部的公示信息，此次评审后转编的4位聘期制教师分别是哲学学院的廖璨璨、动力与机械学院的陈重学、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李彦胜和电气工程学院的肖淞。理学部无一人通过。
唯一来自文科院系的廖璨璨主要研究宋元明清哲学和易学，她发表了6篇CSSCI论文。陈重学发表SCI论文超过50篇，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的有27篇，此外他还指导本科生发表了两篇第一作者SCI论文。肖淞已发表SCI论文32篇，李彦胜的论文发表数量较少，但也发了20篇SCI论文。
参与了评审投票的刘丰认为，申报转编的教师中“有强的，也有不太行的”。即使是转编了的廖璨璨，在权威期刊上发文的数量也较少。
边金鸾认为，新选聘教师的考察期是6年，首个聘期能成功转编的属于特别优秀，其他人还有3年考察期。边金鸾从各学院汇总上来的数据显示，有19人第二个聘期转为特聘副研究员聘用，其他人可继续按聘期制讲师续聘。
武大计划自2019年起，每年组织2次转固定教职评审，不过，每位聘期制教师在第二个3年聘期内仅有一次申报机会。如果落选，就不再续聘。
然而，在首次评审超过九成的淘汰率下，已有不少人选择离开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有一位聘期制教师最后选择进入一所“211”高校，直接成了正教授。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未续聘教师有5人，他们中多数到了普通一本高校或省属二本院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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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年变化太快”
对选择离开的聘期制教师来说，他们主要担心三年后形势将更加严峻。
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，边金鸾没有否认，这批聘期制教师的科研水平，如果放在合同签约时的三年前，大部分人都能转为副教授。边金鸾称，就目前态势而言，博士毕业3年升副教授越来越难成为普遍情况。
边金鸾感慨道，“三年前能拿‘杰青’的人，放到现在能不能上？或者五年前能上院士的，现在能不能当院士？三年变化太快，其实和做报纸、做新闻是一样的，这三年是不是也变化特别大？”
“既然国家把我们定位成‘双一流’，我们就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，这样才能进入那个行列，如果老跟过去比，怎么能行？”边金鸾有些激动。
牛伟2014年进入武大，他自称赶上了容易拿编制的末班车，入校后，他先做了两年的师资博士后，于2016年转为固定编制的讲师，“虽然对转讲师设定了一些考核要求，但一般人都能达到”。施行聘期制前，武大长期以这种方式招聘教职。
而聘期制刚施行三年，聘期制教师队伍在武大也变得越来越少。根据武大人事部公布的数据，2015年至今，共招聘了112位聘期制教师，其中69人是2015年加入武大的。也就是说，从2016年至今的三年内，武大招收的聘期制教师还没2015年一年的数量多。边金鸾解释，目前起步更高了，招聘的新进教师主要是以特聘副研究员为主（副研究员和副教授职称相当）。
边金鸾解释，“国家提出高校要内涵式发展，提高教师质量是内涵式发展的一环，而其他方面比如管理和运转需要长期磨合”。
“有些老师需要调整心理预期，武大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，”边金鸾说道，“现在我们‘青千’的量越来越大，人才梯次越来越往高处走。”
赞同严格考核新进教师的刘丰认为，改革的触及面不应该只停留在年轻教师上，对在编的教职工也应该提出更严格的要求，刘丰自己观察发现，“近三分之一教授五年来没发过一篇论文。”
贺源曾在武大理学部一学院担任聘期制教师，他的首个聘期在2018年7月就到期了，他自称，合约到期后学校直接停发了工资。转编评审结束后，贺源没有选择续聘，他认为“现在的标准定下来了，未来改的可能性不大，淘汰率依然会很高”。
贺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身边有的同事即便先续聘了，但也处于观望状态，已经写好的科研成果也暂时不发表，等到了新单位再发，“拿在手上更好找工作”。
至于何宏伟，他从2018年9月就开始找工作，目前已有两所湖北省属一本院校公示了要引进他，此外他还面试了一所外省高校。这次找工作，和院校知名度、薪水待遇相比，何宏伟更在乎职业安全感。有一家高校承诺满足考核条件就给他编制，但合同条款中又写“满足考核条件后由甲乙双方协商”，何宏伟断然拒绝。
